[2] 杨毅. 中国档案管理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

古代的档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直接的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具体呈现。档案在商代称为“册”,秦汉称之为“典籍”,汉魏以后称之为“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清代以后多用“档案”、“档子”称之,现代统称为“档案”。古代的档案资料通过甲骨、金石、缣帛、简册、纸质等载体,通过刀刻、笔写、印刷等制作手段,通过文字、图像等符号记录了具有原始性质历史事件的同时,也继承了历史事件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

同时,无论哪种档案载体,无论哪个朝代的档案工作,都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档案在书写记录这些档案史料的史官手中产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史官本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档案工作者所具有的品德与他的理想追求,会通过档案的文字与图像呈现出来,传诸后世。所以,研究档案史料可以获取历史事件的原貌,而研究档案史料里所包含的档案工作者的人文信息,则可以获得档案管理工作者所要传递的形而上的精神气蕴。

敬业精神是指个人对工作的一种积极认真的态度,是人们基于对一件事情、一种职业的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是社会对人们工作态度的一种道德诉求,敬业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意识。敬业包括对工作本体的自豪,还暗含着将工作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形成了忠诚和热爱工作的感情。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敬业精神产生的基础。敬业精神是一种基于挚爱基础上的对工作、事业全身心忘我投入的精神境界。敬业者具有积极向上的劳动态度和艰苦奋斗精神,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务实苦干精神,把对社会的奉献和付出看做无上光荣的事业,表现出对其事业的迷恋和执著的追求。因此,敬业精神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故本文从精神层面上去探讨古代档案资料中所蕴含的档案工作者的敬业精神。

[3] 胡鸿杰. 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档案工作的基本特征,就是最真实地记录下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档案工作起源于商代,据《尚书》和大量的甲骨文卜辞记载,商代的档案工作是由巫、史来完成。商代巫、史的权力很大,因为他们掌握文字知识,不仅参与祭祀、占卜和记事,而且还可参与军政大事,商朝的文书档案都是由他们完成和保管。商代的档案是甲骨形式的,是商代各种祭祀留下的珍贵记录。按照中国古代“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商代史官们专管占卜、记事和祭祀,史官就是神权的象征。商王崇尚占卜,所谓“每日必卜,每事必卜”,有关祭祀、战争、田猎、游止、疾病、生子、建筑、人事等,无不在商代史官的占卜范围之内。因此,商代史官便运用自己垄断的文字知识来解释占卜中所产生的吉凶祸福,从而指导国家政事,驾驭商王的决策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商代档案的管理工作者就是位高极重的执政官员。

商王之所以这样重视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说明商王已意识到国家档案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档案关联着整个国家的决策与命运,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和一系列的决策行为。因此,为后世准备好完备的档案资料,让后世的执政者以资借鉴,就是对江山社稷的负责,也是对国家历史的负责。故自从中国档案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肩负着对未来的使命,所以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就可以看成是对国家负责的一种敬业精神的表现。

二、档案工作者的敬业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大批的有学识的人开始担当档案工作,出现了一大批秉笔直书的史官,如孔子、老子等,就是他们其中的优秀代表。孔子早年积极奔走于各国推行其仁政学说,晚年一边收徒讲学,一边整理他在各国收集到的古籍,最终编撰成《春秋》一书。《春秋》是儒家的经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完全根据各国的档案史料汇编而成,故王安石称其为“断烂朝报”。正如《孟子•滕文公下》评价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轼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亦云:“上无明君,下不是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可以看出,孔子在收集整理各国档案、编修史著的活动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对未来的期待。而孔子在编写《春秋》的过程中,本着“述而不著”的态度,尽可能地保持着《春秋》中所记史料的真实性与本色特征,为的就是给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春秋时代的记录,孔子的这种编修档案的态度,就是一种敬业精神的体现。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以尽量保留档案的完整性及原貌特征。正是由于孔子取材的审慎,《春秋》成了后代史学家研究时的信史,无数的考古事实所证明,《春秋》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史学可信性。

又如竹书纪年的发现整理的过程,也表现出档案工作者极高的敬业精神。晋咸宁五年 ( 公元279 年),一作太康元年( 公元280 年)或二年, 汲郡人偷盗魏襄王的陵墓,得到竹书数十车,上面全是用科斗文书写,残破不堪且无法辨识。其内容包括有《竹书纪年》12篇,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之失,有极高的史学档案价值。因竹简上写的都是蝌蚪文无法辨认,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编辑这些竹简。据《晋书》列传第九云:“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在整理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 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又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此项工作,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在几代的档案工作者克服了许多政治与战争的干扰,终于整理而成的一部极有历史可信度的档案文集,它的出现,既是几代档案工作者敬业精神的直接产物,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中的内容,对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综上所述,无论在档案管理工作的设置和具体的档案编修中,无不渗透着档案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之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档案被成功地保存下来,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成为中国民族精神气质的坚定基石。

关键词:古代档案;敬业精神;人文

[1] 吴宝康. 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M].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文|张 珊

编辑| 屈晓轩

摘要:无论哪种档案载体,无论哪个朝代的档案工作,都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档案是在书写记录这些档案史料的史官手中产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史官本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档案工作者所具有的品德与他的理想追求,会通过档案的文字与图像呈现出来,传诸后世。所以,研究档案史料可以获取历史事件的原貌,而研究档案史料里所包含的档案工作者的人文信息,则可以获得档案管理工作者所要传递的形而上的精神气蕴。

[4] 赵彦昌. 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一、档案本体中的敬业意识